武侯与道家（2）：黄老
写在前面：
＊学术界把汉以前道家思想分为老庄和黄老，作为圈外吃瓜群众借用一下这对概念。本篇一为武侯而写，二为破除对道家的固有印象。
1.
道家思想往往被贴上“清静虚无”“出世离尘”等等标签，看过不少分析武侯和道家相关的文章，分析其道家思想的往往局限于隆中十年的隐居生活和诫子书中的“淡泊宁静”；分析其道家形象的往往从元明杂剧传奇以及民间传说入手。前者显然论据单薄缺乏说服力，也确实遭到过很多反驳，只是对道家思想认识固化的产物。后者虽然一部分也来自于武侯本身的道家思想的影响，但这是另外的话题了。
当然从黄老道家切入的也不少。目前读到过的而言，王利器先生1983年《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》中，对武侯与黄老的分析无人出其右。这也是目前看到最早的一篇，很多后来文章分析黄老多少都受影响（但从未超越）
2.
通常对汉代道家的分类，除了有老庄的“清静虚无”，还有黄老的“因循为用”，甚至在魏晋谈玄风气兴起之前，这种审时度势，积极入世的思想反而是道家主流。
这个分类对于道家学术本身而言不重要，其本身的自然发展趋势如此，黄老、老庄、道家都是一回事。只是后世人根据太史公的言论对道家进行人为的区分罢了，本文也只是统言道家。但最起码可以得知，道家不仅仅是厌离尘世，超脱物外的作风，也有崇尚功用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面。黄老在汉代，与墨、儒并行，是真正的显学，甚而汉初黄老独盛，一度压倒诸家，文景之治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3.
这么说，似乎天下便宜都被道家占尽了，那么道家根本的东西是什么？
从道家学术本身而言，其学说的根本与最高追求是“道”，问道，学道，见道，修道，得道。至于出世与入世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，不是根本界定是否道家的标准。只不过由于“清静”“淡泊”“致虚守静”是道家求道学习路上的主要方法，是渡河的舟楫，是每个道家学人的必经之路。所以造成了大部分人对道家的印象如此。渡河之后，无需再背负舟楫前行，因此观后世得道之人，依旧去世离俗者有，反之积极用事者有，甚而疯疯癫癫行走江湖混迹尘俗者亦有，因此造成了道家人物的百态与神秘。
4.
其实中国传统学术，传统文化的顶层概念也不出乎“道”这一概念，任何学术技艺最终都会与之产生联系。诸子百家的文章著作大多都会用一些篇幅讨论“道”为何物：
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为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“夫道者，所以充形也，而人不能固。其往不复，其来不舍。谋乎莫闻其音，卒乎乃在于心；冥冥乎不见其形，淫淫乎与我俱生。不见其形；不闻其声，而序其成，谓之道。”《管子·内业》
“道可受兮，不可传。其小无内兮，其大无垠。无滑而魂兮，彼将自然。壹气孔神兮，于中夜存。虚以待之兮，无为之先。庶类以成兮，此德之门。”《远游》
只不过道家专以证道为任，是以专门研究“道”之学问而形成的学术流派。其通融圆活，与时俱进，不拘时俗，一切都离不开道之本体，而在道之运用上可以千变万化。道家产生以来，对百家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，或者说而自道家以下分衍了诸家学术乃至各行技艺。
5.
再来看一看汉人对道家的认识：
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：
“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赡足万物。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”
“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无成埶，无常形，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；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：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纲也。”
太史公父子对道家的评价，确实出乎当时诸家之上，也与后世刻板印象的道家大不相同。只是后人不晓道家学说流变而已。但从古至今，其实本质的东西没有变过，所谓变只是在外表现形式，以至后人理解上出现了偏差。《史记》之言，都是直指道家之本的。
《汉书》则说得更加明白直接：
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攘，易之嗛嗛，一谦而四益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。”
是不是出于史官这个众说纷纭，但“君人南面之术”已经给出了明确结论，帝王之术，治国之道。
因此不难理解为何《道德经》花了大量篇幅在讲用兵和治国，道家学问本就重视治国用兵。然于学道之人而言，讲用兵治国的本质还是在讲修身。但是修身治国理为一贯，皆出一本，在于治心。因此楚庄王问治国，詹何才回答说：本在身，不敢对以末。学道之人先学治身心之法，待明其理而后运用于治国，这就是“为国与身亦皆如是”。
6.
若是了解汉代道家，丞相出生齐地，躬耕隆中时自比管仲乐毅等事就大有可挖掘之处了。
战国时稷下之学黄老之说兴盛，留下名字的几位稷下讲师大部分是道家人。《管子》中《心术上》《心术下》《白心》《内业》是公认的稷下之学的代表，其书也是以道家之说为基础，兼括诸家思想，而武侯也推崇《管子》。
后世多认为《管子》是法家著作，不说现代，至少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时代就已经被划归法家了。
而追溯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管子》实则属于道家。巩曰国长篇大论地写过《<管子>入道家辨》，从今人的角度透彻地分析了其中的缘故。只因后人理解的道家过于狭隘，才会出现这样的议题，而对于汉人而言，这本来就不是问题。
至于和乐毅的渊源，乐毅后人乐臣公，在赵国灭亡后流亡齐国，善修黄帝老子之言，显闻于齐，称贤师，在汉初名声很大，乐臣公弟子盖公，是国相曹参的老师。
齐地是丞相的故乡，也是黄老道家之学兴盛之地，兼有乐氏在汉初的影响。武侯自比管乐，除却才干与功业，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黄老思想的影响。
7.
由此，先帝遗诏中那些被玄亮二人推荐的书目，就绝不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。专门提出《申》《韩》《管子》《商君书》这些在后世看来法家的著作，本就与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给刘禅的书单，目标很明确是教他做帝王用的，人君南面之术，而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“伏愿陛下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”，关于这句是不是武侯原话，即使不是，也是秉承了道家“垂拱而治”的思想。
在《史记》中，申韩与老庄合传。申子重刑名，韩子重法教，其本皆出于道家；而道家“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”，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。
8.
最后摘黄石公《素书》一段，读后令人拍案叫绝！
贤人君子，明于盛衰之道，通乎成败之数，审乎治乱之势，达乎去就之理。故潜居抱道，以待其时。若时至而行，则能极人臣之位；得机而动，则能成绝代之功。如其不遇，没身而已。是以其道足高，而名重于后代。
道家贤人君子的用事准则，也是武侯一生的真实写照，他无一例外全部做到了。
武侯之所学囊括诸家，但其所学之诸家又大都包括在汉代黄老之中，道家仍然是主干核心。而论其儒生形象的由来，则与宋儒们的宣传脱不掉干系了。
下篇（3）庙观
（4）文献
烂尾中……写前面部分虽然没有提及武侯，但实际上码每一个字脑子里过的都是武侯，写到后面感觉自己已经脑完了（并默认大家都一起脑了），就这样吧哈哈，说实话不如去看看王利器先生的，这篇到时候回来重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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